梁朝伟成“满大人” 观众忿忿的到底是什么?

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  表面是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,背面,依然是种族之争
  7月21日,漫威宇宙第四阶段计划发布。首位华人漫威超级英雄电影《上气》公布了主演阵容,片中大反派“满大人”一角由梁朝伟饰演。华裔男演员刘思慕和中韩混血女演员林家珍分别饰演男女主。
  片单一出,几乎遭到了国内观众一致反对。网上不仅已经掀起了一股抵制《上气》的声浪,愤怒还烧到了梁朝伟身上,大量民众开始控诉其“辱华”。
  这种反应,究竟是合理愤怒,还是过度敏感?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面对《上气》呢?
  解构《卡萨布兰卡》
  当我们娱乐他人的时候,递过去一瓶酒,和把他直接灌醉是截然不同的。美国电影就是让全世界神魂颠倒的迷药。
  ——英国批评家欧内斯特·贝茨
  不同于广播、媒体这种直白文本,电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娱乐系统。如今已经是2019年了,考虑到全球票仓和“政治正确”属性,出现明面上的台词冒犯,可能性并不大。值得重视和警惕的,恰恰是潜藏在“娱乐性”表面之下的潜文本。
  而对这种潜文本上的解读,是有门槛的。因此,在谈论《上气》之前,不妨先从另一部经典电影出发。
  在2011年清华大学常江博士所著《帝国的想象与建构——美国早期电影史》中,对奥斯卡经典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做了详细的文本解读。
  《卡萨布兰卡》情节并不复杂:1942年的摩洛哥,卡萨布兰卡。当时摩洛哥名义上处于维希法国统治下,但事实上处在纳粹和盖世太保的阴影中,成了多重势力的角斗场。此地汇集了成千上万自欧洲国家逃亡而来的难民,他们都梦想着获得一张出境许可,飞往自由大陆:美国。
  故事的男主角瑞克是一名美国人。其经营着一家酒吧,并意外获得了两张价值连城的许可证,可以将任意两个人送出卡萨布兰卡,前往美国。
  这时,捷克地下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维克多,带着挪威妻子伊尔莎逃离盖世太保的追杀,来到了这家酒吧。
  伊尔莎其实是瑞克从前的恋人。巴黎沦陷前,两人曾相约一同逃离,但伊尔莎却最终食言,伤心欲绝的瑞克只得黯然离去。此次重逢,令瑞克重燃了再续前缘的希望。
  但伊尔莎并没有同样的想法。她夜访旧情人,却是恳求后者站在正义的立场,将通行证送给维克多,协助其继续进行抵抗运动。
  在理智与情感的多重挣扎下,影片最后,瑞克做出了选择——将两张通行证给了维克多和伊尔莎,放弃了离开卡萨布兰卡的机会,目送两人的飞机离开。
  在书中,常江博士指出,除了表面的故事本身,片中充满了诸多隐喻,同时也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。
  整部电影中,除了瑞克的扮演者亨弗莱·鲍嘉,其他主要演员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二战爆发后,由欧洲逃亡至好莱坞发展的明星。而剧本的主要场景,酒吧,也是一个汇聚了各色人等的杂乱之地。
  不难看出,这个酒吧,正象征着当时的世界。
  而在这个小世界里,美国人瑞克是领导者,也拥有事实上的决定权:分配通行证的权力。
  在个人性格方面,他虽然显得放荡不羁,左右逢源,却又有着坚不可摧的原则。这是好莱坞一贯推崇的男性形象,也是“美式精神”的一种代表。
  影片开始,瑞克对面冲突的“事不关己”和犹豫,象征着美国在盟军和法西斯之间摇摆不定的中立态度;而当他送走自己心爱的女人,决定加入法国抵抗部队时,也恰恰代表着美国摆脱了中立国策,参与到了反法西斯战争之中。
  更有学者如此评价:
  彼时,美国也是少数几个没被战火波及本土的国家之一。虽然“美国”这个形象并没有在影片中直接出现,但在概念上,却贯穿了影片始终,成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自由象征。
  这部影片的出现,相当于给所有饱受战争折磨的观众打了一剂强心针。在爱情、牺牲等多种崇高概念的包装下,美式精神就这样悄然植入了观众心里。
  消解与重构,吸纳与征服
  《卡萨布兰卡》是影史上罕有的,同时兼具了政治性、娱乐性、艺术性三者的影片。不但拿了第1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,同名主题曲更是从此风靡全球,成为了传世经典。这些成就,都不可否认。
  电影里的浪漫归浪漫,但对于摩洛哥当地人而言,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二战时期,摩洛哥本身是个殖民地,战争同他们在事实上无关。于他们而言,民族独立才是更为紧急的命题。
  而在电影中,卡萨布兰卡这座城市原本的历史完全被消解了,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下,它被重构成了一连串新意象: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;二战的转折点;从“混乱地狱”到“自由乐土”之间的阶梯。
  在漫威中,这种文化上的消解和重构依旧存在。根据《漫威之父斯坦·李》一书记载,二战期间,斯坦·李应征入伍,为军队制作影片剧本、海报和宣传手册。
 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。近些年,尽管受到“政治正确”的影响,电影中,少数族裔面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。但不难发现,整个漫威系列,都是“美式主旋律”和“美利坚民族性”的呈现。而复仇者联盟中的代表人物“钢铁侠”,在人物性格上,或多或少也显现出来《卡萨布兰卡》中“瑞克”的影子。
  这一次的“上气”事件,网友之所以感到不适,并不是单单因为“傅满洲”死灰复燃,或男女主角人选“长相代表不了华人”。事实上,我们有十足的理由相信,基于商业考虑,好莱坞一定会将“满大人”的形象同“傅满洲”尽可能地做出割裂。至于审美上的差异,更不过是细枝末节。
  真正令人不适的深层原因,在于漫威构建的这一套话语体系中,将整个华人族群纳入到了“为美利坚价值观服务”的地位上。倘若只有刘思慕、林家珍这两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亚裔,倒也罢了。但梁朝伟,华人电影界一位兢兢业业的影帝,也选择出演“傅满洲”这样一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符号,不免令人唏嘘。
  如此一来,无论从是电影本身的文本意义,还是从演员选择造成的社会意义上来看,在事实上,这又成了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又一次消解与重构、吸纳与征服。
  对民族性的重视
  所谓自由竞争,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套说辞……最终支配着政府与电影业关系的,仍然是意识形态与资本的共同利益。(Miller,et al, 2001)
  ——引自《帝国的想象与建构——美国早期电影史》
  西方文化对华人文化的吸纳与征服,并不稀奇。历史上,大概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:
  第一个阶段,是排斥/接受的阶段,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,众多华人逃至美国,从事底层工作。这时,银幕上的华人形象多是底层工人,属于边缘群体。
  为了纾解被抢走工作岗位的底层白人情绪。媒体开始宣扬“黄祸”概念,“傅满洲”也是这一阶段的产物。但在另一方面,华人女性又被塑造成白人男性的征服对象,充满异域神秘风情。代表作为《苏丝黄的世界》;
 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。李小龙入局后,将华人男性软弱无能的刻板印象打碎,开始了好莱坞持久的功夫热潮。但这些角色多流于技法层面,有“拳脚功夫大于人物性格”的通病,一度形成了“中国人都能打”的新刻板印象。后继的成龙、李连杰都没能逃离窠臼,反而走了下坡路,出现了诸如《狼犬丹尼》这样令人颇为不适的作品。
  这是刻板印象打破,又重建的阶段;
  第三个阶段,是从2010年《阿凡达》在国内拿下13.39亿人民币票房开始。好莱坞见识到了大洋彼岸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,同时期的诸多大片,都出现了中国人的影子。
  这种“出现”是一种基于市场的刻意讨好,但本身有严格的限制。通常的情况是:在美国人的主导下,中国人以一个辅助者,或者技术工种的姿态出现,协助美国人达成其目标。代表作为《环太平洋》《地心引力》。
  这是一个重新接纳,确立地位的阶段:出于市场考虑,我可以带你玩,但你只能做我的附庸;
  如今,《上气》的拍摄计划一出,再加上去年的《摘金奇缘》,和更早时候的美剧《初来乍到》。不难察觉,我们已经快速进入了第四阶段——华人的整个文化生态,都要在影像中被进行一次彻底重构。
  换言之,这一次,好莱坞精英们要争夺的,是对华人文化的解释权。需要解决的,是这样一个本质问题:华人的文化,究竟应该是一个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体系,还是应该被吸纳入西方文化,成为附属于后者的一分子?
  时至今日,很多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依然有这样一种观念:电影是一种艺术,而艺术是无国界的。
  很多观众也觉得:观影是我的自由,谁都不能剥夺。无论《上气》是否涉嫌辱华,它都只是一个娱乐产品,无需大惊小怪。
 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纵观历史,所谓“互相尊重”永远只能发生在平等的两个文化体之间。而好莱坞的成功,恰恰是源于其对“美利坚民族性”的重视。
  美国的高明之处在于,在影视作品中顺应了其“移民国家”的体质。不仅强调了民族性,还同时强调了世界性,吸纳了更多的基本盘。他们的创作逻辑是:美国性就是世界性,也就是普遍人性。反过来,为美国服务,也就是为全世界服务,为全人类服务。
  这套推论成立吗?显然不。
  根据加州大学UCLA《好莱坞多样性》调查报告显示,目前,在450多名好莱坞高管中,96%是白人,87%是男性,平均年龄为65岁。担任导演职位的白人占比82%,男性占比 94%。而编剧是88%的白人和87%的男性。
  1923年4月,第一部同步有声电影在纽约公映。直到现在,将近一百年过去了。技术迭代了无数次,演员也来了又去,表面上看,银幕上的少数族裔越来越多。但在背后主导创作的,依然是一群白人男性。
  表面是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,背面,依然是种族之争。
  而大洋彼岸的我们,倘若不重视自身的民族性,并不意味着就成了“世界公民”。对于知识体系建构不全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,轻易抛却自身的身份认同,也不过是一头栽进了由少数白人主导设计的另一种话语体系而已。
  娱乐的力量
  美国电影是为公民提供信息和娱乐的最强有力的媒介。只要不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,就要确保电影业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。我反对任何针对好莱坞的审查政策。
  ——罗斯福
  对这种外来的话语体系,我们自然需要应对。但滥用行政命令对外来文化产品进行粗暴阻隔,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,反而在对方极力宣传的这种“多元化”和“包容性”面前天然败下了阵来,显得更没底气。
  在这方面,罗斯福的远见令人钦佩。他一直深知,只有以纯粹娱乐的形态出现的宣传,才是最有效的宣传。正因此,二战时期,他还专门委任了一名记者,负责协调白宫与好莱坞之间的关系,一方面要求好莱坞支持政府的政策,另一方面协助好莱坞规避《海斯法典》的审查。
  换言之,美国电影之所以胜利,正是在将自由创作和政治宣传之间做了极佳的平衡,用娱乐的力量,最大限度地传递了政治信息。
  这背后,需要的是全美国娱乐精英、传媒精英、政治精英三方持久、有默契的通力合作,绝非一日之功。
  时至今日,达尔贝达(卡萨布兰卡)依然是非洲大陆最著名的城市之一,这座城市,从此永远与自由、流浪、漂泊等种种浪漫概念绑定到了一起,不断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游客前来朝圣。
  可以说,以美国为核心的新世界话语体系,对“卡萨布兰卡”这个概念进行了一次彻底重构。通过一部电影,重构一座海外城市。这一点,中国电影还从未做到过。
  但好的趋势已经开始了,近年来,《战狼》《红海行动》《流浪地球》乃至《哪吒》的出现,正在一点点改变现状。《哪吒》脱胎于《封神演义》,大有改编成“封神宇宙”的潜质;而《流浪地球》则依托刘慈欣的厚重世界观,对传统的好莱坞“个人英雄主义”进行了一次小型的颠覆。
  而未来,任重道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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